一个孩子雕刻小木棍过程中一瞬间的收获，要胜过听老师讲课一整天。
——西蒙·罗德里格斯[1]
西蒙的舅舅和监护人卡洛斯·帕拉西奥斯暴躁易怒，对孩子毫无耐心。他经常一连数月撇下外甥不管，自顾自地在殖民地旅行，拜访玻利瓦尔家族的各个庄园。他把西蒙送进了唐·费利西亚诺的前秘书、一个古怪的年轻人西蒙·罗德里格斯（Simón Rodríguez）开办的小学。[2]这是一所破旧的小学校，旷课成风，一个老师要教114个学生，几乎没有什么教学设施，但这对唐·卡洛斯来说是一种良心上的慰藉，他本着单身汉的逻辑，认为教室对不安分的男孩而言是完美的解决方案。
1795年6月，当黑人革命者奇里诺逃进委内瑞拉的森林，[3]躲避愤怒的追捕者时，西蒙也决定逃跑。[4]他的舅舅此番离开加拉加斯已经两个半月。西蒙收拾了一些自己的东西，穿过城镇去姐姐玛丽亚·安东尼娅家寻求庇护，他的老奶妈希波莉塔在那里做工。[5]玛丽亚·安东尼娅和她的丈夫巴勃罗·克莱门特很乐意收留他，去检审庭登记变更了他的住址，并正式申请由帕拉西奥斯家为这个男孩提供经济支持，毕竟他们是靠西蒙的遗产生活的。
8天后，卡洛斯·帕拉西奥斯出庭，试图赢回监护权。7月31日，他对玛丽亚·安东尼娅及其丈夫提起诉讼，坚持要把西蒙接回他家，为此不惜诉诸武力。[6]巴勃罗·克莱门特认为，如果把孩子送回卡洛斯家，他那活跃的头脑只会继续被忽视。“关于这种忽视，我们已经警告过他的监护人，”克莱门特愤怒地说，“这孩子总是一个人在街上游荡，不是步行就是骑马。更糟糕的是，他总是和那些不属于同一阶层的男孩为伴。全城人都注意到了。”[7]
尽管克莱门特夫妇做了种种抗辩，检审庭还是判决他们将男孩交还给他的法定监护人。西蒙拒绝回去。不论检审庭法官如何劝说他回到舅舅身边，也不论最终不愿违抗法律的克莱门特夫妇如何敦促他离开，12岁的西蒙仍然坚守立场。“奴隶的权利都比我多！”他坚称，“法庭完全有权分配财产，任意处置一个人的东西，但不能任意处置这个人……一个人有权住在他想住的房子里，你们不能拒绝。”[8]
男孩的抗拒惹恼了唐·卡洛斯，他决定送他去和公立学校的老师西蒙·罗德里格斯一同生活。唐·卡洛斯向检审庭保证，罗德里格斯是“一个备受尊敬、能力很强的人，他的工作就是教育孩子，所以他会为这个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让孩子住在自己宽敞舒适的房子里，一直关注他的成长”。[9]
检审庭欣然同意。但是西蒙仍然执意拒绝离开姐姐的家。甚至他比较喜欢的舅舅（比卡洛斯对他好）费利西亚诺·帕拉西奥斯也没能使他让步，最后懊恼之下给了他胸口一拳。[10]他姐姐一家对这次袭击非常愤怒，巴勃罗·克莱门特甚至威胁要拔剑决斗。最后，一个强壮的黑奴把又踢又嚎的西蒙拖到了罗德里格斯家。1795年8月1日，检审庭记录显示，25岁的老师正式成为这个孩子的监护人。
罗德里格斯家的房子既不宽敞也不舒适，老师也不可能一直看着西蒙。总而言之，这地方一片混乱。一连十天，西蒙苦苦哀求姐姐和姐夫来救他。最后，克莱门特夫妇代表西蒙提交了另一份请愿书，敦促当局对孩子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检审庭方面下令检查罗德里格斯家的房子，发现5间卧室共住了19个人：老师和他的妻子，老师的弟弟、弟媳和他们刚出生的孩子，一个寄宿生和他的侄子，5个托管的男学生，罗德里格斯妻子的两个兄弟姐妹，3个仆人，还有两个黑奴。条件恶劣，乱成一团，伙食不可避免地很差。为了迎合新来的被监护人的口味，罗德里格斯安排西蒙的每顿饭都从唐·卡洛斯家的厨房送来。尽管如此，这个男孩还是伤心欲绝。[11]三天后，罗德里格斯向检审庭报告说西蒙失踪了。[12]检审庭为此还组织了搜查队，不过没等他们赶到加拉加斯街头，一个神父就带着这个男孩出现了。西蒙似乎跑去向大主教反映了自己的情况：主教大人亲自写了一封信，请求宽恕这个孩子。
没过两个月，西蒙便感到与儿时生活环境分离的痛苦，这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1795年10月14日，他收回了所有关于卡洛斯舅舅的负面言论。他通过姐姐向检审庭申请，将他送回帕拉西奥斯家的“港湾”，他保证在那里遵守规矩，专心学习。[13]检审庭批准了他的诉求，但有一个条件：鉴于这位舅舅经常离开加拉加斯，唐·卡洛斯“应该聘请一位受尊敬的老师，最好是一位神父，他可以一直陪伴这个男孩，给他最好的教育”。[14]三天之内，西蒙·罗德里格斯辞去了工作，成为西蒙的家庭教师。
西蒙·玻利瓦尔绝不是模范学生——他太喜欢游戏，在课桌和铅笔面前太耐不住性子——但在接下来的3年里，在一些极为杰出的头脑的指导下，他接受了颇为系统的私人教育。罗德里格斯负责阅读和语法。后来成为拉丁美洲文坛杰出人物的安德烈斯·贝略（Andrés Bello）辅导他文学和地理。负责数学和科学教育的是曾在桑斯家里教过他的神父弗朗西斯科·德·安杜哈尔，这位了不起的学者受到著名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盛赞。[15]据说西蒙还曾师从其他许多当时备受尊敬的加拉加斯人学习历史、宗教和拉丁语。[16]但是，即便一些滔滔不绝的传记作家对他早年的才华和教育做出了种种断言，西蒙·玻利瓦尔早在被唤起学习的渴望之前就已度过了童年。在那些激荡岁月里，是他抑制不住的冒险本能和强烈的好奇心，教会了他更多。
***
最了解这份难以抑制的天性的老师是西蒙·罗德里格斯。他并没有特别高超的教学技巧，太多作家包括玻利瓦尔自己都夸大了他的能力。但罗德里格斯有着开阔和敏捷的思维，以及对冒险的敏锐直觉。他对西蒙·玻利瓦尔的教育做出的最重要贡献在于，他理解这个男孩的怪癖，并允许他做自己。
罗德里格斯在当时肯定没有公开宣扬自由和平等主义，因为那将会受到严惩；但他是卢梭、洛克、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狂热崇拜者。也就是说，他是启蒙运动提出的自决观念的坚定支持者。他反对西班牙教会和殖民地法律碍手碍脚的束缚，他拥护的是法国百科全书派引领的现代潮流。他相信科学而非宗教，相信个人而非国家。
他于1771年出生在加拉加斯，父母很可能是曼图亚诺，他们秘密生下了他，并秘密处置了他。他们听天由命地将他留在一处门阶上，包裹着婴儿的毯子里塞了张纸条，上面写着他是白人的私生子。[17]他先是被唐娜·罗萨莉娅·罗德里格斯收养，后来又被神父唐·亚历杭德罗·卡雷尼奥收养。他从这两位恩人那里得到了自己的姓名：罗德里格斯·卡雷尼奥；然而最终，出于对教会的不满，他一怒之下彻底删去了“卡雷尼奥”。
事实上，罗德里格斯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赌气。他性情急躁、情欲旺盛、难以捉摸、漂泊不定，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基本教学方法就是把他自己的热爱传递给学生。他举止粗鲁，身材瘦小，几乎算不上一个有魅力的人。他五官怪异，不成比例：耳朵太大，鼻子太勾，嘴巴在不动的时候就绷成一条可怕的线。他与安德烈斯·贝略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是一位面容清秀的学者，比玻利瓦尔大不了两岁，受雇让这个男孩接触优秀的文学作品。寡言而冷静的贝略很快就意识到，他永远没办法让西蒙正常接受教育，而罗德里格斯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对孩子的反复无常表现出真正的兴趣；他鼓励他的冒险精神，把教学放在户外，在马背上，在野地里。罗德里格斯将卢梭的《爱弥儿》奉为圭臬，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孤儿的故事，他的教室就是大自然。卢梭的这部小说与其说是真正的文学作品，不如说是有关教育的论著。它描述中的理想教师允许孩子把自己想象成主人，同时坚定地引导其身心进步。罗德里格斯随心所欲的夸张教学法——使学习变得生动的能力——正是一个过度活跃的男孩所需要的。破天荒头一回，有位老师传授了玻利瓦尔能理解的东西。或许他没能更好地学会拼写，也没能真正熟练掌握写作技能，但罗德里格斯帮助这个男孩奠定了热爱思考的基础。他毕生对自由的追求将根植于此。
如果说年轻的西蒙没有立即理解卢梭、洛克和伏尔泰关于自由的理念是如何影响世界的，那么他很快就会在1797年形成清晰的概念。那时，委内瑞拉发生了另一场大胆争取独立而未遂的运动，这次的领导人是有地位的白人。运动最先始于马德里，是共济会组织的反对国王的政变。西班牙作家兼教育家胡安·包蒂斯塔·比科内利在委内瑞拉的拉瓜伊拉港遭到指控、逮捕并被判入狱。在那里，戴着镣铐的他与两名持不同政见的克里奥尔人取得了联系：一位是退役陆军上尉曼努埃尔·瓜尔（Manuel Gual），他的父亲曾与胡安·比森特·德·玻利瓦尔上校并肩作战；另一位是何塞·马里亚·埃斯帕尼亚（José María España），他是海滨城镇马库托的地主和地方检审庭法官。
曼努埃尔·瓜尔和何塞·马里亚·埃斯帕尼亚两人在加拉加斯精心策划的反西班牙的密谋最终被当局识破，两人通过加勒比海的几个港口逃之夭夭。法庭审查他们的文件时了解到了他们的革命目标：完全控制军队和政府，自由种植和销售烟草，取消销售税，与外国势力自由贸易，结束金银出口，自由组建军队，实现各肤色人民绝对平等，取消印第安人纳贡，废除奴隶制。[18]
殖民地政府开始抓捕任何与这场疯狂阴谋有一丝牵连的人，理发师、神父、医生、士兵、农民都不放过，而他们发现了指向西蒙·罗德里格斯的证据。[19]无法确定罗德里格斯是否告诉过他的学生自己与瓜尔和埃斯帕尼亚有联系，但14岁的玻利瓦尔很可能旁听了对罗德里格斯的审判，[20]因为他的儿时导师、著名律师何塞·米格尔·桑斯负责为老师辩护。[21]在桑斯的帮助下，罗德里格斯躲过定罪，但法庭裁定，只有他永久离开殖民地，才会撤销对他的指控。[22]
罗德里格斯乘船前往牙买加，甚至没有和妻子、兄弟、前同事或他那敏感的学生道别。[23]在牙买加，他化名塞缪尔·鲁滨逊，然后前往美国，最终去到欧洲，许多年后他在那里再次遇到了西蒙·玻利瓦尔。这个男孩被留下来，跟随其他远不如罗德里格斯有趣的老师艰难继续学业。但是卡洛斯·帕拉西奥斯对外甥现在该做什么有着自己的打算。为了令他满足继承遗产的条件，[24]唐·卡洛斯让西蒙加入了阿拉瓜山谷的“白人志愿者”精英民兵队。这是西蒙的祖父胡安·德·玻利瓦尔创办的，他父亲唐·胡安·比森特曾负责指挥。西蒙花了一年时间接受“军事”训练，这是曼图亚诺男孩必经的成年礼。在此期间，他研习了地形学、物理学，在格斗技术方面无疑只学到了皮毛。尽管如此，他还是被提拔为少尉，由此跻身一个令人垂涎的核心集团。
“我一直担心孩子们，”埃斯特万·帕拉西奥斯从西班牙致信卡洛斯，“尤其是西蒙。”[25]西蒙刚满15岁，两位舅舅就决定让他在埃斯特万的监督下到马德里学习一段时间，好圆满完成他的学业。这是唐·胡安·比森特·德·玻利瓦尔一直以来的愿望，唐娜·康塞普西翁也有此意，只是由于西蒙外祖父的固执（也许是舍不得花钱），才使他们两兄弟留在了家里。1799年1月，西蒙乘船前往加的斯，他以为哥哥胡安·比森特随后也将前来。卡洛斯非常担心这个男孩的巨额遗产可能会从家族指缝中溜走，他在给埃斯特万的信中写道：“正如我之前说过的，要好好看管他，因为首先，他会胡乱花钱，毫无约束和智慧可言；其次，他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富有……如果他的行为缺乏判断力，就要对他严加训斥，或者把他送进一所管理严格的学校。”[26]
西蒙在拉瓜伊拉港口登上“圣伊尔德丰索号”轮船时，何塞·马里亚·埃斯帕尼亚——瓜尔—埃斯帕尼亚同党中的一个——正乘独木舟秘密重返委内瑞拉，结束近两年的逃亡。[27]几个月来，埃斯帕尼亚设法躲避了当局的追捕，从一个村庄逃到另一个村庄，直到最后躲进了一户黑人家庭。在西蒙横渡大西洋的途中，西班牙军队突袭了埃斯帕尼亚的藏身之处，逮捕了他，并以叛国罪将他定罪。他被绑在一头骡子的尾巴上，拖到加拉加斯的中央广场。在那里，他被处以绞刑，遭到肢解，头和四肢被送往殖民地的偏远角落。人们再一次目睹了铁笼子、腐烂的肉体和贪婪的秃鹫，这一切都在提醒他们：西班牙绝不姑息革命者。不到一年，西班牙间谍就在特立尼达岛上找到了曼努埃尔·瓜尔，并用一小瓶毒药轻而易举地结果了他。[28]
***
自打记事起，西蒙就恳求舅舅们送他去西班牙，所以在1799年1月19日登上“圣伊尔德丰索号”甲板时，他意气风发地期待着一场人生冒险。他的客舱同伴埃斯特万·埃斯科瓦尔（Esteban Escobar）是一位绝顶聪明的13岁男孩，获得奖学金前往西班牙塞哥维亚的军事学院学习。由于有相似的成长背景，这两个男孩成了朋友。
他们乘坐的是一艘轻快敏捷的战舰，修建于港口城市卡塔赫纳（Cartagena）。它原属一支由六艘战舰组成的分舰队，曾参加过加勒比海和大西洋上的多起小规模战斗，并将在5年后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遭遇惨痛的命运。它有74门大炮，能承载600人，是西班牙王室最好的现役战舰之一。但是乘坐一艘为作战而造的船在海上航行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圣伊尔德丰索号”上一次从美洲向加的斯运送乘客时，它所在的由26艘舰船组成的船队在圣文森特角海战中与英国人相遇。西班牙的战舰现在被用来运送乘客和货物，这是西班牙经济一蹶不振的一个标志。
“圣伊尔德丰索号”上一点也不舒适：住宿拥挤，食物不合标准，同船乘客粗鲁无礼。但男孩们被分配了特殊的住处，享受在甲板以上居住的特权，远离舱底和害虫。随着他们向北航行，穿过加勒比海水晶般湛蓝的海域时，他们逐渐适应了海上的生活。
从一开始，船长就对这两位年轻乘客很慷慨。可想而知，他们在他的教导下收获良多：玻利瓦尔后来将发现，这些知识对一场一路延伸到大海的革命而言至关重要。然而，船长的宽宏大度并不能掩盖远航的潜在危险和时代的紧张氛围。“圣伊尔德丰索号”以运载贵金属而闻名——之前它曾向加的斯运送汞和白银，所以觊觎它的不仅有英国敌人，还有几个世纪以来横行在加勒比海域的海盗。[29]
这次航行之所以危险，还有另一个原因：羽翼未丰的美国海军陷入了一场激烈的“准战争”，对手是无情劫掠美国商船的法国私掠船。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和美国曾是盟友，但法国大革命和随后的贸易战破坏了这份友谊。海上角力随时可能演变成全面冲突。事实上，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期，联盟关系经常发生变化，很难判断一艘驶近的船是敌是友。几年前还与葡萄牙结盟对抗法国的西班牙，现在却与法国联合对抗英国。而贯穿西蒙·玻利瓦尔的少年时代，美国在经历了一场对抗英国的残酷革命之后，业已成为英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尽管冒着重重危险，“圣伊尔德丰索号”在离开拉瓜伊拉港14天之后，还是于2月2日如期抵达了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Veracruz）。在把700万银币装上船队的货舱后，[30]船长本打算起锚向东，经哈瓦那前往加的斯，但他被告知英国的封锁切断了通往这一方向的所有航行。“圣伊尔德丰索号”不得不在韦拉克鲁斯港停泊了46天。
利用这段令人麻木的耽搁期，西蒙从当地一个商人那里借了400比索，[31]搭乘公共马车去了墨西哥城。他的舅舅佩德罗（帕拉西奥斯兄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给过西蒙一封加拉加斯主教的介绍信。当西蒙坐着马车进入这座辉煌的城市时，这个新西班牙的明珠、西班牙殖民帝国的骄傲以其富丽堂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墨西哥城让人想到柏林，”亚历山大·冯·洪堡写道，“但还要更美，它的建筑风格有种更内敛的味道。”[32]这个繁华的总督辖区首府正值普遍富足的好日子，在这个黄金时代，贵族们人人都在兴修豪宅，好把邻居比下去。气派的林荫大道，奢华的住宅，宽敞的公园，活跃的商业，这些都代表了墨西哥日后再无法超越的宏伟巅峰，令玻利瓦尔叹为观止。
他在乌卢阿帕侯爵的豪华宅邸舒舒服服待了一周。安排住宿的是墨西哥城首席法官唐·吉列尔莫·阿吉雷（Don Guillermo Aguirre），他是写下西蒙手中那封介绍信的主教的侄子。在阿吉雷的引见下，西蒙打入了墨西哥上流社会，并被介绍给位高权重的总督阿桑萨（Asanza）。有很多著述论及西蒙与总督的谈话，以及他发表的据说大胆且极具煽动性的革命言论，这些不能确定是否为真，因为很难相信一位墨西哥统治者会与一个15岁的孩子进行政治辩论。但毫无疑问，两人确实交谈过，而他们简短交谈的主题是眼下阻碍“圣伊尔德丰索号”起航的封锁。西班牙有如此庞大的帝国，墨西哥有如此丰富的金银，可英国人却能使西班牙的贸易陷入停滞。西蒙的出现是封锁带来的直接后果，印证着西班牙的无能。任何人都不免会有这种想法。
据说此番西蒙被引见给墨西哥上流社会，为他带来了第一段浪漫史。他曾在加拉加斯和漂亮的表姐妹们打情骂俏，从他爱好音乐的舅舅索霍神父那里学会了跳舞，他穿着打褶花边领的衬衣和俊俏的马夹，俨然一副花花公子模样。但在港口城市韦拉克鲁斯度过了25天的无聊和闲散日子之后，西蒙终于有机会体验一次情感的冲动。
她就是玛丽亚·伊格纳西亚·罗德里格斯·德·贝拉斯科—奥索里奥（María Ignacia Rodríguez de Velasco y Osorio），一个21岁的已婚女子。这位贵族的女儿生着亚麻色头发和蓝色眼睛。她的姐姐乌卢阿帕侯爵夫人身为西蒙的女主人，介绍了二人的会面。西蒙和玛丽亚·伊格纳西亚的罗曼史转瞬即逝，只持续了8天，但两人在侯爵夫人家中都像在自家一样自在，所以他们在楼上狭窄的楼梯间里偷偷度过了一段私密时光。[33]这位外号“金发罗德里格斯”的女子在墨西哥城早已名声在外。[34]她15岁就结婚了，是一个典型的骄奢淫逸之人，后因走马灯似的更换丈夫、有好几十位情人而震惊整个墨西哥，这些男人中就包括墨西哥皇帝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Agustín de Iturbide）和男爵亚历山大·冯·洪堡，后者声称她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35]我们无从得知西蒙·玻利瓦尔是否第一次经历这样的浪漫邂逅。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他第一次作为完全独立的男人与女性交往，不受家庭的监督和约束。
3月20日，封锁解除后，西蒙终于返回韦拉克鲁斯，前往哈瓦那。很快，他的船加入了一支更大的船队，向北小心翼翼地驶过巴哈马群岛（Bahamas），驶向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船队的船长决定冒着航程更长和补给耗尽的风险，沿北美海岸航行，直到船只远离威胁。在哈瓦那，他们装上了牛、山羊、绵羊、鸡，补充足够维持60天的食物和淡水。余下的航程将耗时72天。他们靠近加的斯时遭遇了猛烈的风暴，舰队被冲散，“圣伊尔德丰索号”沿着葡萄牙海岸向西班牙北部航行。待到停靠在巴斯克港口城市桑托尼亚（Santoña）时，船上散发出变质奶酪和舱底的动物血水的恶臭。经历了太阳的无情炙烤和狂风的猛烈吹打，水手们个个衣衫褴褛。他们在雨中眯起眼睛眺望桑托尼亚灰色的拥挤房屋，想必感到极度疲惫和饥饿。不过，他们躲过了战争。
***
西班牙已经打了6年之久的仗，而且还将再打26年，直至它的实力被榨干，它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之一的地位成为一段古老的记忆。卡洛斯四世国王在自己的国家已成笑柄。作为一个能力低下、意志薄弱的人，他把所有权力都让给了多年来一直给他戴绿帽子的首相曼努埃尔·德·戈多伊（Manuel de Godoy）。戈多伊17岁时作为王家侍卫来到王宫，不久，他那阳刚英俊的外表就引起了王后的注意。尽管相貌平平、皮肤糟糕，但王后玛丽亚·路易莎（María Luisa）对英俊的年轻男子有着难以抑制的惊人胃口。戈多伊很快成了她的情人。王后用更高的头衔和更大的权力来回报他的性爱，安排他结婚以掩盖他们之间的风流丑事，并说服她的蠢丈夫在1792年任命他为首相。同年，王后生下了第十四个孩子，传遍全欧洲的流言称，这个孩子长得和新首相惊人地相像。当国王在宫廷作坊里摆弄家具、擦亮宝剑消磨时光时，戈多伊篡取了大权。正是由于戈多伊向英国宣战，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西班牙经济才开始急剧衰退；西班牙人民也将复仇的怒火对准了戈多伊。人们不可能不注意到，就在几年前，法国国王和王后被押上了断头台。为了重获支持，玛丽亚·路易莎王后任命体弱多病的弗朗西斯科·萨韦德拉（Francisco Saavedra）为新首相，后者曾在新大陆帮助美国人在约克镇战役中击败英国人；然而，一涉及性就会轻狂放荡的她，又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男人。[36]
她宣泄色欲的新对象是曼努埃尔·马略（Manuel Mallo），一个来自加拉加斯的高大魁梧的年轻保镖。[37]他碰巧是埃斯特万·帕拉西奥斯的朋友和知己，而埃斯特万正是西蒙要拜访的舅舅。这个15岁的男孩几乎无从知晓，他的母国实际是个堕落的温床，全不似它表现出的那样强大而不可侵犯。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道德上，整个西班牙都在承受自身毁灭性治理的后果。上层阶级摸摸口袋就能感受得到，而底层人民只需要摸摸（饿瘪的）肚子。一位来自西印度的富有年轻贵族受到热烈欢迎，也就不足为奇了。[38]
据埃斯特万舅舅说，西蒙到达马德里时“一表人才”。“他完全没有经过学校教育，但有意愿和智慧去接受这样的教育，而且，尽管他在旅途中花了不少钱，但他到达这里时仍是一团糟。我得给他重新置办行装。我很喜欢他，虽然照顾他要费老大一番精力，但我乐意满足他的需要。”[39]
埃斯特万已经在马德里待了6年多，致力于为西蒙的哥哥胡安·比森特坐实侯爵头衔。在这个过程中，他花费了玻利瓦尔家族的大量金钱，却收效甚微。无论埃斯特万多么英俊迷人，无论他怎样打入了时髦的音乐圈，他归根到底还是不擅长政治，无法赢得那种足以消除家谱中恼人缺陷的影响力。他本打算放弃努力，两手空空地回到加拉加斯，但有三件事使他改变了主意：他被任命为审计法院的庭长，[40]这职位虽然薪水不高，但很受尊敬；他认识了刚刚被任命为首相的萨韦德拉；最后，他的室友，令人无法抗拒的曼努埃尔·马略，成了王后的宠儿。整个西班牙都听说了玛丽亚·路易莎新近的婚外情，整个加拉加斯都在议论纷纷。虽然马略实际出生于新格拉纳达，但他在加拉加斯长大，是曼图亚诺社会的固定成员。埃斯特万确信自己的运势会随着朋友的得势扶摇直上，于是决定留下来。他敦促远在加拉加斯的兄弟们送胡安·比森特和西蒙过来，这样他们也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新的美洲时刻。当胡安·比森特一口回绝，唐·卡洛斯·帕拉西奥斯提出让西蒙单独前往时，埃斯特万表示同意。当帕拉西奥斯的弟弟佩德罗来信说他也想去沾沾马略的光时，埃斯特万也同意了。
西蒙在“圣伊尔德丰索号”停靠桑托尼亚港11天后到达马德里，他的行李很少，几乎没有什么衣服。[41]几天后，他的舅舅佩德罗也辗转来到这座城市，身无分文，衣衫褴褛；他的船先是被波多黎各附近的英国海盗劫持，后来又被英国海军扣押，这才放他重归自由。[42]起初，西蒙和佩德罗搬进了埃斯特万与马略合住的房子里，但环境太拥挤了，很明显，他们需要自觅住处。他们三人在花园大街租了一间不大的公寓，雇了三个男仆料理起居。“我们确实享受到一些便利，”佩德罗在给弟弟卡洛斯的信中写道，“但这太复杂了，无法在信里解释。”[43]事实上，这种便利是微不足道的。显然，马略在王后的闺房里势力很大，但在王后的宫廷里几乎没什么影响力，与先前戈多伊的权势不可同日而语。更令人不安的是，与英国的战争阻碍了资金的正常输送，而几位年轻的委内瑞拉人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自己的形象。帕拉西奥斯两兄弟都不像西蒙那样拥有巨额财产。埃斯特万开始尽其所能安排西蒙的教育，以便这个男孩在马德里的社交圈中脱颖而出、大放异彩。
他雇裁缝给这个男孩做了优雅的制服、晚礼服、羊绒夹克、天鹅绒背心、丝绸衬衫、蕾丝衣领和斗篷。[44]他安排了专门的老师来教他标准西班牙语语法、法语、数学和世界史。[45]但几个月后，埃斯特万有了更好的主意——请乌斯塔里斯（Ustáriz）侯爵来负责孩子的教育。乌斯塔里斯侯爵是加拉加斯人，也是他们家族的老朋友。时年65岁的侯爵是西班牙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一名德高望重的成员，正处于辉煌事业的巅峰期，但他膝下无子。他没有丝毫犹豫，愉快地接受了这一职责。这位老人学识渊博，博览群书，可谓理想的教师。他是自由、睿智、正直的楷模，也是一切委内瑞拉事物的狂热爱好者。他和玻利瓦尔很快就一见如故。几天后，16岁的玻利瓦尔搬进了侯爵位于阿托查大街8号的富丽堂皇的府邸，[46]开始在他的指导下学习。
在侯爵慈父般的教诲下，西蒙经历了迅速的蜕变。在那之前，他的学业一直很不稳定。他唯一留存下来的写于这段时期之前的信是给舅舅佩德罗的。[47]这封信显示了一位15岁的贵族惊人的无知。他连最简单的单词都拼错，对语法规范几乎一窍不通。他的导师当然立刻意识到了这一点，并着手彻底改造这个男孩。他聘请了西班牙文学、法语和意大利语、启蒙哲学和世界史方面最好的老师。他向西蒙推荐各种书籍，讲述自己的经历来激起他的好奇心。西蒙读书写字时，他就站在男孩的身后看着。西蒙的书房装修豪华，周围全是侯爵的藏书。他贪婪地阅读，花费相当大的精力用于掌握古典文学和当代欧洲思想著作。他听贝多芬和普莱耶尔的音乐，他们是当时的作曲家，作品刚刚被引入马德里的沙龙。他学习会计原理，这些原理有朝一日会被用于对付巧取豪夺的舅舅卡洛斯。他的教学计划虽说注重文化和学术素养，却也不乏体育锻炼。他接受击剑训练，灵活的腿脚助他练就了精湛的剑术。他学习舞蹈，这种消遣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乐趣。到了晚上，他会和侯爵进行长篇大论的哲学探讨，与显赫的客人交往，或者和舅舅们一起参加各类社交活动。
有时，这几位年轻的委内瑞拉人会到宫里拜访马略，在那里西蒙有机会亲眼见到玛丽亚·路易莎王后。他曾匆匆见过她一面，当时她到马略与埃斯特万同住的房子里去拜访马略。那个掩着僧侣斗篷、偷偷溜进情人住所的女人不会引起男孩特别的敬畏。[48]但在这里，在王宫华丽的大厅里，毫无疑问，她有着强大的气场。她被一个个谄媚者环绕，随心所欲地统治着手下群臣，她冷酷的面孔和华丽的丝质长袍显得威仪凛然。在玻利瓦尔到来后不到一年完成的一幅画像中，弗朗西斯科·德·戈雅捕捉到了这位王后集放荡与狡诈于一身的骇人形象。从戈雅直率而公开的讽刺描绘可以判断，即便在当时，她的批评者也是数不胜数。马德里一位受人尊敬的外交官写道：“世界上没有哪个女人比她更镇定或更奸诈。她简单几句评论就成了不可更改的法律。她为着自己卑劣可耻的恶习牺牲了王室的最大利益。”[49]现在，面对她困顿的帝国、露骨的淫欲乃至蛀蚀的牙齿，这个来自殖民地的年轻人不可能看不出王后的腐败。他接受着西班牙贵族式的教育，但同时也了解到君主制的大厦有多么脆弱。
当时伟大的编年史家亨利·亚当斯在《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执政时期的美国历史》（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s of Thomas Jeferson and James Madison）中描述了西班牙宫廷的昏庸：
1800年，王后的宠儿是一个姓马略的人，据说此人因她而发迹，又据寝宫里的女仆说，此人随意殴打王后陛下，仿佛她是随便哪个粗鄙用人。那年某日，戈多伊来觐见国王，并像往常一样当着王后的面与他交谈，卡洛斯问了他一个问题：“曼努埃尔，这个马略是怎么回事？我看他天天坐着新马车招摇过市。他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陛下，”戈多伊答道，“马略在世上一无所有；但他被一位丑陋老妪包养，她靠打劫她的丈夫来供养她的情人。”国王听了哈哈大笑，转身对妻子说：“路易莎，你怎么看？”“啊，卡洛斯！”她回答，“难道你不知道曼努埃尔总爱开玩笑吗？”[50]
一天下午，玻利瓦尔去王宫看望王后15岁的儿子，未来的国王费尔南多王子。费尔南多邀他去打羽毛球。他们对战正酣时，西蒙把羽毛球打到了王子的头上，年轻的王子恼羞成怒，拒绝继续比赛。王后一直在旁观看，她坚持要费尔南多继续下去，并教导他要表现得像个举止得体的好主人。“费尔南多七世如何能料想到，”玻利瓦尔在27年后评论说，“这次意外预示着有一天我会夺走他王冠上最珍贵的宝石？”[51]
大约同一时间，在1800年2月，埃斯特万和佩德罗搬出了位于花园大街的公寓，一起离开了马德里，[52]意欲远离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原因尚不完全清楚，但有理由推测，随着时移世易，朝廷权力更迭，两任首相来来去去，王后的情人被打回了原形：一个普通的小白脸，连累他们受到了怀疑。马略的地位变化也可能缘于王后极强的嫉妒心，她怀疑马略不忠，另有情妇。不管怎么说，埃斯特万被捕入狱——在那个错综复杂的时代，这是件稀松平常的事，而佩德罗开始隐姓埋名，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加的斯。只有乌斯塔里斯侯爵在日益腐败的马德里屹立不倒，他成了玻利瓦尔唯一的靠山。
但那时，有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让年轻的西蒙分心：他坠入了爱河。他在侯爵家遇到了玛丽亚·特蕾莎·罗德里格斯·德尔·托罗（María Teresa Rodríguez del Toro），经过两三次下午会面后，他向女孩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并赢得了对方的芳心。她是加拉加斯富人家的女儿，是他儿时好友费尔南多·德尔·托罗的堂妹。这意味着，尽管她出生在西班牙，却是在玻利瓦尔珍视的美洲风俗文化中长大的。她白皙纤弱，身材高挑，不算特别漂亮，但有一双黑色的大眼睛和优美的身形。她不到19岁，比西蒙大了将近两岁，却显得纯洁天真，有着孩子般的随和天性。每逢侯爵和她的父亲下棋或安坐在壁炉旁的椅子上探讨政治时，玻利瓦尔就会借机与玛丽亚·特蕾莎谈心。没过多久，他开始梦想着和她共度余生。[53]
西蒙很快就向她的父亲唐·贝尔纳多·罗德里格斯·德尔·托罗（Don Bernardo Rodríguez del Toro）提亲，这令他大吃一惊。毫无疑问，这样的求婚对玛丽亚·特雷莎相当有利：玻利瓦尔这个姓氏本身就极具说服力，而西蒙作为一个年轻人，受过王室接见，又明显深得侯爵大人青睐，享有很高的声誉。但唐·贝尔纳多担心的是这位求婚者的年龄。他还没满17岁。唐·贝尔纳多决定带玛丽亚·特蕾莎去他们在毕尔巴鄂的避暑别墅，给年轻人的激情降降温，同时也考验考验男孩求婚的诚意和耐心。
在此期间，玻利瓦尔说服侯爵帮助他争取玛丽亚·特蕾莎。他匆匆写了一封信给舅舅佩德罗，告诉他自己打算结婚。他也给爱人写了一封信，称她为“我灵魂中的甜蜜魔咒”。[54]6个月后的1801年3月20日，他带着官方护照前往毕尔巴鄂与她会合。
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能确定接下来一年里发生了什么，但很明显，玻利瓦尔大部分时间都在毕尔巴鄂度过。整个春天和夏天，他都住在未来的新娘及其家人那里。到了8月，唐·贝尔纳多把玛丽亚·特蕾莎带回了马德里，但玻利瓦尔留在了毕尔巴鄂。几个月后，在1802年初，他短暂访问了巴黎。这是为什么？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曾计划帮助舅舅埃斯特万越狱。还有人说，玻利瓦尔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因为玛丽亚·路易莎王后认为是他帮马略向别人传送情书。不过也有人说，刚刚重新就任首相的戈多伊鄙夷王后的情人，连带他所有的“印第安”朋党，于是故意限制玻利瓦尔的行动。最有可能的是，玻利瓦尔留在毕尔巴鄂并前往巴黎，只是因为他在毕尔巴鄂结识了法国朋友，并试图向未来的岳父证明自己——彰显他是见过世面的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康沃利斯和拿破仑签署了一项有效结束英法战争的条约后不久，玻利瓦尔获得了护照，[55]返回马德里。那是1802年4月29日。他18岁了。
他一到马德里就立刻申请了结婚证，并于5月5日拿到了它。[56]他兴高采烈地买了两张去加拉加斯的票，搭乘三年前的同一艘船——“圣伊尔德丰索号”。显然，他已说服了心上人一起回到他的家乡，那里的生活远没有这么复杂，还有一大笔遗产在等待着他们。毕竟根据约定，他继承遗产的主要前提之一就是必须居住在委内瑞拉。[57]
5月26日，一个和煦的春日，西蒙和玛丽亚·特蕾莎带着女方父亲的祝福，在离新娘家几步之遥的马德里圣何塞教区教堂举行了婚礼。[58]由于埃斯特万仍在监狱服刑，佩德罗无法从加的斯赶来，这场新郎热切期盼的婚礼主要由新娘一方的家人参加。三个星期后，这对幸福的新婚夫妇从拉科鲁尼亚港（La Coruña）起航离开西班牙，乘坐的船舱被玻利瓦尔精心装点了鲜花。[59]
回到委内瑞拉后，玻利瓦尔以为他们可以从此过上舒适的地主生活：打理田产，收获庄稼，管理金钱和奴隶。他们无忧无虑地度过了几个月，[60]住的是玻利瓦尔从施洗神父那里继承来的位于加拉加斯大教堂旁边的豪宅，这幢房子是他舅舅卡洛斯觊觎多年的。[61]玛丽亚·特蕾莎受到了热烈欢迎，不仅有西蒙的家人，还有她自己的家人。德尔·托罗家族在委内瑞拉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她的叔叔德尔·托罗侯爵在首府是个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但玛丽亚·特蕾莎还从没有亲身体验过殖民地的生活，所以当她第一眼看到这个热带城市，看到充满异域风情的种族、色彩缤纷的鸟儿，以及身后跟着奴隶随从的有钱妇女时，想必印象深刻。
玻利瓦尔曾希望带她去家族的某座大庄园，也许是圣马特奥的种植园，好向她展示自己的童年乐土，哪怕只是短暂一瞥：糖料田、果园和花园，他们经常一起憧憬的迷人乡村生活。[62]但他从未实现这件事。她的身体虚弱到不能旅行，无力承受在车辙纵横、坑坑洼洼的路上乘马车长途跋涉。就在这座城市，在这个令他幼年丧父、童年丧母的地方，玛丽亚·特蕾莎染上了严重的黄热病。至于她是在加拉加斯还是在拉瓜伊拉，甚至是在“圣伊尔德丰索号”上感染的这种病，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但毫无疑问，疾病很快就找上了她，致命程度使她那发狂的丈夫措手不及。就在他们满怀喜悦地抵达委内瑞拉后不到5个月，她去世了。[63]
[1]Simón Rodríguez,Sociedades americanas en 1828(Lima:Comercio,1842),60.
[2]Expediente de la real audiencia de Caracas sobre el“domicilio tutelar del menor don Simón Bolívar,en lm es de junio de 1795,”BANH,no.149;also Polanco Alcántara,12.
[3]Ramón Aizpurúa,La insurrección de los negros,1795,BANH,no.283,705–23.
[4]Litigio ventilado,17.
[5]Gómez Botero,114.
[6]Litigio ventilado,30.
[7]Ibid.,31.
[8]Ibid.,23.
[9]Ibid.,33.
[10]Ibid.,28.
[11]Expediente de la real audiencia,ibid.
[12]Encina,342.
[13]Expediente de la real audiencia,ibid.
[14]Litigio ventilado,58.
完美电竞官网[15]SB to Santander,Arequipa,May 20,1825,SBC,IV,333.
[16]这些人是费尔南多·比德斯（Fernando Vides）、何塞·安东尼奥·内格雷特（José Antonio Negrete）和吉列尔莫·佩尔格龙（Guillermo Pelgrón）。SB to Santander,ibid.
[17]Jesús Andrés Lasheras,from the Introduction,Rodríguez,Cartas,17.
[18]Gil Fortoul,Historia contitucional,III,94.
[19]Salcedo-Bastardo,Historia fundamental,238–39.
[20]Masur,Simón Bolívar,38.
[21]Rourke,Bolívar,26.
[22]Masur,Simón Bolívar,38.
[23]Alfonso Rumazo González,“Simón Rodríguez,”in Manuel Gual y José María España(Caracas:Latina,1997),635.
[24]Esteban Palacios to Carlos Palacios,Madrid,Sept.24,1794,in Lecuna,Adolescencia,526.
[25]Esteban Palacios to Carlos Palacios,June 28,1797,ibid.,538.
[26]Carlos to Esteban,Oct.1799,ibid.,562.
[27]Esposición arrancada á José María de España estando en cadenas,Caracas,May 4,1799,DOC,I,345.
[28]Larrazábal,Correspondencia,I,26.
[29]Lecuna,Catálogo,I,93.
[30]Polanco Alcántara,45.
[31]SB to Pedro Palacios y Sojo,Vera Cruz,March 20,1799,SB,Cartas:1799–1822,37.
[32]Humboldt,Oeuvres,186.
[33]Ramón Urdaneta,Los amores de Simón Bolívar,30.
[34]Saurat,Bolívar,36.
[35]Mme.Calderón de la Barca,La vida en Mexico,Colección “Sepan cuentos”(Mexico City:Porrúa,1967),64.
[36]Hans Madol,Godoy(Madrid:Occidente,1933),91.
[37]Lecuna,Catálogo,I,89.
[38]Madariaga（在书中）讨论了当时的歌曲，这些歌曲提到了年轻富有的美洲人以及他们正好符合西班牙人对适婚对象的要求。Madariaga,53.
[39]Esteban to Carlos Palacios,Madrid,June 29,1799,Lecuna,Adolescencia,552.
[40]Esteban to Carlos Palacios,Madrid,Oct.23,1798,ibid.,544.
[41]Lecuna,Catálogo,I,104.
[42]Ibid.,101.
[43]Pedro to Carlos Palacios,Madrid,Aug.1,1799,Lecuna,Adolescencia,553–54.
[44]Ibid.,477.
[45]Pedro to Carlos Palacios,Madrid,Aug.22,1799,ibid.,556.
[46]Lecuna,Catálogo,I,115.
[47]SB to Pedro Palacios,March 20,1799,SB,Cartas 1799–1822,37;SBO,I,15.
[48]Rourke,20.
[49]French minister Charles J.M.Alquier,in Pereyra,166.
[50]Henry Adams,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01–09(New York:Albert ＆ Charles Boni,1930),347.
[51]SB,in Larrazábal,Vida,I,4–5.Also Mosquera,Memorias,9.
[52]Lecuna,Catálogo,I,104.
[53]Liévano Aguirre,Bolívar,62.
[54]Dalmiro Valgoma,Simón Bolívar y María Teresa del Toro(Madrid:Cultura,1970);also in Polanco Alcántara,p.69.
[55]Lecuna,Catálogo,I,105.
[56]Lecuna,Adolescencia,568.
[57]SB to Pedro Palacios,Sept.30,1800,SBSW,I,38.
[58]Lecuna,Adolescencia,568.根据Lecuna的说法，这个教堂已经不存在了。最初，它在自由大街（Calle de la Libertad）和格拉维那街（Calle Gravina）的拐角处。贝尔纳多·罗德里格斯·德尔·托罗的家在几个街区之外的富恩卡拉尔街（Fuencarral）2号。
[59]Polanco Alcántara,66.
[60]Lecuna,Catálogo,I,125.
[61]Esteban to Carlos Palacios,June 28,1797,Lecuna,Adolescencia,538.
[62]Lecuna,Catálogo,I,125.
[63]Ibid.Lecuna指出玛丽亚·特蕾莎并没有像其他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死在圣马特奥。玻利瓦尔不会让他的妻子住在原本属于他兄弟的房子里；玻利瓦尔的庄园虽然重要，却没有足够奢华的房屋。
